具备较强的创新投入能力。2016 年武汉市R&D 经费占GDP 比重为3.1%，在北京、上海、深圳之外的其他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图1），科技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例超出北京、上海，仅低于深圳。

具有较强的创新产出能力。2017年，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新兴产业产值（收入）分别增长18.2%、18.7%和22%；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2000 家；专利申请量49726 件，授权量25528 件，有效发明专利30962 件。

具有较强的创新持续能力。信息技术制造、装备制造、能源及环保业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已达30%。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结构持续优化，2017 年全年在汉落户大学毕业生14.19 万。建成武汉地区高校孵化器217 家， 大学生众创空间115 家， 大学生创业特区73 家， 全市孵化器场地占地面积1000 万平方米。

三、武汉市创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瓶颈

1.缺少本土创新“引擎”企业。武汉作为国内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人才高度集聚、基础设施完善，具有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良好条件。近20年来，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全球创新网络，武汉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目前，武汉集中了世界500强在华所设研发机构的1/5，大型跨国公司在华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研发中心有相当大部分位于武汉。这充分说明，武汉具有成为全球顶级科技创新中心的潜力。然而，对照全球典型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甚至与国内的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却整体较弱，缺乏本土创新“引擎”企业已成为制约武汉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最大短板。目前，深圳有华为、中兴、腾讯，北京有联想、小米，杭州有阿里巴巴等国内外知名创新型企业，而武汉则尚未形成行业性创新龙头企业。在“201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50强”中，武汉竟无一家企业上榜，而排名前10的企业，北京有百度、京东、搜狐、奇虎、360、小米科技和网易，深圳有腾讯，杭州有阿里巴巴，南京有苏宁。从企业研发投入来看，武汉没有一家年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元的企业，而华为的年研发投入已超过600亿元。

2.体制机制障碍。国内外权威学者认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创建，首先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机制影响着科技创新子系统之间的结合，是生产要素之间发生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桥梁。体制机制涉及的方面很多，目前，武汉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面临以下体制机制问题：

政府管理服务职能缺位。在科技创新领域，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存在“五轻 五重”现象：重财政资金分配，轻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与环境营造；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投入，轻撬动企业的资金投入；重单个职能部门作用，轻职能部门协同；重单个环节和单个领域，轻科技创新网络协同；重事前许可和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等等。

市场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武汉科技创新主体的成长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据第一财经研究院与复旦大学联合发布的2017年《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武汉虽然位列全国城市创新指数排行榜第9位，但与北京、深圳、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差距非常大。

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完善。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的问题长期存在，在进行协同创新时各方优势不能有效发挥。产学研间协同缺乏，研发经费、研发人才和生产技术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直接制约科技创新进程，影响科技创新整体效应。

资源配置机制存在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尚未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经营重点、管理风格、风险特征各不相同，需要匹配不同的融资方式。就商业银行而言，科技型中小企业急需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但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银行往往要求其提供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因而商业银行既不可能在科技企业初创期为企业提供大量资金，也不能比资本市场投资者更准确、迅速地把握产业动态、企业状况和风险状况，难以适应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多元化和多变化特点；就财政资金而言，政府提供给部分初创型企业的资金资助有限，创业者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难度较大；就风险投资而言，银行受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的限制无法向PE、VC发放私募股权贷款，加之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健全，风险投资规模小，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有限。

科技优势不能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科技成果转化是将科 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是科研活动的向下延续，也是制造活动的向上延伸。目前，武汉科技成果转化率与发达国家平均80%的比例还存在很大差距。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科技成果本身科技含量低，缺乏转化的市场需求；二是转化动力不足，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转化动力不足，尚未成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同时，企业动力不足，没有担当起科技创新主体的重任；此外，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不够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发育不全，不能提供高质量的转化服务，政策支撑体系不够有力，成果转化壁垒众多。

3.缺少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技专项。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其科学技术目标必须面向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大科学装置是现代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取得突破的必要条件。我国目前共有21个国家实验室，37个大科学装置，武汉尚无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仅有1个。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武汉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独立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数也与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存在较大差距。

四、加快武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建议

1.培育本土创新“引擎”企业。创新“引擎”企业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至关重要，但任何“引擎”企业都是由新创企业或小微企业成长起来的。企业的成长需要有孵化、培育和发展的过程。培育本土“引擎”企业，要从播种、育苗开始，要从小微企业抓起，给小微企业足够生长空间，让大量中小企业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里自然发展，通过野蛮生长、残酷竞争、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最终孵育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创新型龙头企业。

2.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突破。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激活高校院所潜力，释放知识技术创新活力；完善“学—研—产”接力机制，构建创新产业价值链；探索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政府采购技术标准体系，完善新技术、新产品首购首用风险补偿机制。建立高层次、常态化的企业技术创新对话、咨询制度，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市场导向明确的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联合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实施。健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加大技术创新在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的比重。

3.加快申报和建设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技专项。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加强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衔接，统筹布局重点领域原始创新，集中力量实施光通信、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纳米科学等大科学计划，引领我国前沿领域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整合优势力量，在明确定位和优化布局的基础上，建设一批重大科研创新基地。围绕国家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部署，加强对信息科学、基础材料、生物医学与人类健康、农业生物遗传、环境系统与控制、能源等领域的支撑，取得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引领国际产业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武汉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面临既竞争激烈，又机遇难得，既具有突出优势，也必须补齐短板的态势，充分发挥并强化自身优势，补齐短板，实现差异化定位和发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发展瓶颈和桎梏，迫在眉睫，且任重而道远。

建议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温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