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的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全面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落实中央要求，把保障城市公共安全作为底线，改进公共安全治理中的低效率和无序状态，营造智慧、安全、和谐的城市公共安全环境，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城市人口、功能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城市公共安全现状，难以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公共安全需求。智慧城市的兴起和实践实现了城市治理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更为公共安全治理的理念和路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形成以智慧安全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除面临一般城市公共安全的严峻形势以外，更面临着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和超大城市安全防御需求，探求全时全域全场景的智能化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已成为武汉提升城市管理品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以武汉市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现状为例，诠释武汉市在公共安全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在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和总结其他城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和技术双重维度对智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进行研究，进而提出武汉建设智慧安全城市的对策。

一、武汉建设智慧安全城市具有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武汉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始终以人民群众安全不安全、满意不满意为目标，主动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理念、机制、体制上不断创新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武汉特色的公共安全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武汉市连续16年获评全省综治优胜单位；2013年，荣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2014年，深化平安中国建设会议在武汉召开，武汉平安建设经验推向全国；201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机遇之城》报告，武汉市“治安和安全”指数位列全国15个区域中心城市首位；2017年，武汉再夺“长安杯”。

（一）形成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格局

武汉市坚持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系统制定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10”系列文件，到大力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探索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与服务一体化“三治一服务”的模式，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组织体系、治理体系、服务体系，可以概括为“1314”模式。“1”，就是建强一个基层党组织，强化社区大党委在区域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社区大党委由社区党组织与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党组织共同组成，研究制定区域需求清单、资源清单、社区共建项目清单，推动驻区单位在人财物上支持社区，形成区域内各类党组织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机制。“3”，就是做实党领导下的社区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效路径，将党的领导具体而不抽象地体现在基层治理全过程。依法有序完善基层自治，激发社区群众的责任感和参与活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健全基层法治，基层党组织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德治建设，着力提升群众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积极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新风尚，从思想源头上解决治理问题。“1”，就是构建全面、精准、精细的信息化社区服务体系，走好党的群众路线。“4”，就是建立“工作力量全进入、群众需求全收集、分类分级全解决、服务过程全评价”的“四全”服务机制。

（二）建立了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按照中央和省综治办部署，武汉完成了与全国综治视联网互联互通，不仅全面完成了全市16个区的综治视联网建设任务，而且还有两个区已连通到乡镇。武汉还成立武汉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视频智能应用平台，推动视频网向物联网传感网方向跨越式发展，构建起一张全数字化组网、全网自动运维、全程安全应用的城市视频监控“天网”。目前，武汉市拥有三类25万个视频探头，其中，第一类为市级监控点5000个，用于覆盖主城区出城道口、跨江大桥、隧道、主要路口和重要部位，是骨干视频监控网；第二类为区级监控点2万个，用于覆盖城市主要联通道和区级重要部位；第三类为社会监控点22.5万个，实现了视频监控全市域的共享和应用。视频侦查已成为公安机关的“利器”，在90%以上的案件侦破中发挥了作用。2017年4月底，武汉市启动了城市视频监控三期建设。到2020年，全市将新建社会治安视频监控及多维数据采集前端4.4万个，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智慧应用。紧盯三大火车站、98个反恐重点目标，在全国率先建立“地方—铁路”联勤、警企联动、警民联防机制，加强社会面防控，开展“校圈、医圈、商圈”治理，实现重点部位“一分钟”、社会面“三分钟”快速反应，打击预防犯罪能力不断增强。全市违法犯罪警情、刑事警情持续“双降”，取得历史性突破。命案发案连续控制在百起以内，破案率保持98%以上。完善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措施，确保了近万场次大型活动绝对安全。推动网上网下打防管控一体化建设，有效维护了网络安全。

（三）提升了安全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建立了社会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构建了“1个市级主中心+16个区级分中心”的全市社管云，有力地支撑了泛在网络环境下多部门、海量用户应用的需要；运用空间多级网格划分技术和基于网格的数据融合方法，建立了一体化数据资源池，深度融合国土规划、公安、工商、房管、人社等38个部门专业信息，通过网格员的实时比对、更新，确保了数据的权威、准确、鲜活，推动了社会治理从经验决策走向数据决策，实现了技术创新。在全国率先成立“网上群众工作部”，让老百姓足不出户、轻点鼠标，就可以表达诉求，“网来网去”解决民生问题；千名市直机关干部到社区服务，全力排查化解纠纷、解决重难点问题 。建成了覆盖全市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将公共安全要素全部纳入网格，加强重点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消除安全隐患，提升了基层治理综合效能，夯实了公共安全体系的基础。全市1.6万个网格建立了党支部，在凝聚网格内流动人员和退休职工党员的同时，组织全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网格的党支部参加活动，认领服务岗位、解决群众需求。全面开展“万警进社区”活动，全市近2万名民警派驻网格，带领网格员指导基层防范、聚力破获小案、化解矛盾纠纷、开展重点整治。

（四）构建了大安全工作体系

市委、市政府把加强平安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作为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先后制定了平安城市建设规划、构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加快智慧交通建设，确保了人民群众安全便利出行。建立消防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改制度，年度火灾亡人数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处于极低水平。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创建，全面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底线。制定并完善了电梯等特种设备定期检验、隐患排查治理、重大隐患挂牌督办、行政案件执法、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及程序，电梯安全综合治理格局逐步形成。建立武汉安监网络平台，监管体制不断完善，有效防止了重大群死群伤事故。将涉及公共安全的事项纳入每年政府为民办理的十件实事，举全市之力推动落实。建立健全综治工作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压实公共安全责任，推动工作落实。

二、武汉城市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

近年来，不少城市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暴露出城市安全管理存在不少漏洞和短板。比如：2012年北京暴雨致37人死，2014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36人遇难，49人受伤，2015年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人民币。国际上，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埃及西奈等多地发生恐怖分子袭击，印度孟买火车站踩踏事故，美国得克萨斯州教堂枪击事件等等，在社会、经济、空间诸多层面对城市发展带来重大冲击。武汉近年来虽未发展特大安全事故，但必须居安思危，认真吸取国内外城市的经验和教训，冷静分析和认识面临安全风险和挑战。

（一）政治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

随着超大城市的规模扩张、功能提升，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大量集聚，形成超密度的城市空间，城市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也越来越大。输入性公共卫生问题成为新的挑战。举办重大国际性重大活动时，反恐防恐成为特别需要关注的工作。伴随武汉城市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实施，与国际恐怖势力正面对撞的风险增大，内地暴恐危险更加现实。一些西方国家和境外敌对势力以在汉非政府组织为桥头堡，不断加强渗透破坏，有的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炒作在汉发生的案件、事件，借机生事。武汉还是国家反恐办列出的最易遭受恐怖袭击城市之一，在汉高校、企业也可能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对象。武汉作为九省通衢，必然成为涉疆人员聚集地和“三股势力”内潜外联的重要通道，反恐重点单位、桥梁隧道防范难度加大。

（二）社会治安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

武汉已经是人口、经济、资源高度集聚的特大城市。武汉全市面积达8569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为905.62 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密度逾1.1万人/km²；一旦发生灾害，人口疏散难度增加，甚至可能因恐慌引发踩踏、骚乱等衍生灾害。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新矛盾、新问题依然突出，如金融安全领域的非法集资涉稳定风险趋高，极易引发连锁反应，经济风险聚集并向社会稳定领域快速传导。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新型犯罪大幅增加，犯罪动态化、智能化、职业化特征日益突出。

（三）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

由于武汉进入了城市发展转型、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公用设施建设方面面临着城市地上、地下管线网络密布，纵横交错，高负荷运转，部分设备设施老化等问题；道路桥梁和交通运输设施面临着运行情况复杂、超时超强度超负荷运转等问题，若不及时更新维修很容易引发其他事故灾害，如火灾、潜在城市环境灾害、通信工程灾害、地下空间与生命线工程灾害等。统计资料显示，全市现有过江桥梁22座，过江隧道7条，已开通地铁8条、总运营里程237公里，在建地铁11条，有1万平方米以上的人员密集场所393处，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2188栋，各类在建工地1.1万处，全市重点防火单位共7171家，4519个重点区域，全市有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8000余家，注册登记特种设备89594台（套），在用压力管道1万6千余条，公共安全一直处于高风险期。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高层建筑数量大幅增长，消防安全隐患“存量难减、增量难控”。道路交通、食品药品、建筑施工、危化、消防、电梯等特种设备仍是公共安全高危领域，人员聚集场所、重大节庆活动等仍是事故预防的重点。寄递物流行业犯罪逐年增多，网约车等新业态管理缺位，给治安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相互作用，重点领域服务管理短板显现。

（四）互联网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生产生活发生颠覆性变化，过去那种非常严密的控制体系已经失灵，而新办法还没有出现，从而出现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以及行政执法监控的漏洞。我们面临的最现实安全威胁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网络空间，并已经覆盖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领域。其知识储备也严重不足，由此而加大了风险的威胁。随着科技发展，传统违法犯罪加速向网上发展蔓延，网络诈骗、贩枪制毒、卖淫招嫖、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止、手法不断翻新。各种网络黑客技术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地下黑色产业链犯罪大量增多，直接影响网络社会安全。网络风险与现实风险相互叠加，网络安全威胁日益突出。

（五）安全工作体系薄弱环节不容忽视

在信息时代，产业体系和社会运行模式的变革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原有安全管理体系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原有安全管理体系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形势和新需求，危机处理机构分割严重、配合生疏，很难协同作战、信息共享。部分领导干部公共安全意识淡薄、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是城市的最大隐患，城市建设过程中“不负责任”和急功近利的心理是城市风险防范失灵的根本原因。群众自防自救意识和能力还需提升，公共安全建设、普法宣传教育还需向广度、深度拓展。

三、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和做法

（一）东京——知事直管型危机管理体制

2003年4月，东京都建立了知事直管型危机管理体制。该体制主要设置局长级的“危机管理总监”改组灾害对策部，成立综合防灾部，建立一个面对各种各样的危机全政府机构能够统一应对的体制。危机管理总监主要职责是：发生紧急事件时直接辅助知事；强化协调各局的功能；向相关机构请求救援的决策和行动快速化。当灾害危机发生时，危机管理总监直接辅助知事，在知事的指挥下综合和协调各局的应急活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像恐怖、NBC事件等本来是自卫队和警察所管的事情，但是都政府在有效发挥这些机构的专业应对危机的功能的同时，调动自卫队、警察、消防干部到都政府集中办公，有利于加强合作和综合管理。东京把城市的危机事态大致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前者包括是地震、火山爆发、风灾和水灾；后者包括NBC灾害、大规模的火灾和爆炸、大规模的事故等。危机管理理念和原则概括为：重视市民的生命和财产，政府全体行动进行一体化管理，同时作为行政改革的一环为市民提供安心、安全、安定的生活社会环境，不断改进，进行循环型危机管理。2002年东京都提出了“建设面对多样的危机、迅速并且正确地应对的全都体制”的战略，首先改变了以过去防灾部门和健康主管部门等为主的部门管理方式，采取了整个政府行动的一元化管理体制。

（二）纽约——利用大数据实现城市治理创新

2013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颁布了《306号行政命令》，提出数据驱动的城市服务目标，要求各政府部门必须配合政府首席数据分析官(CAO)，确保城市机构实现开放数据法案的承诺，打破部门壁垒，开发和构建一个全市的数据交换平台，归集和更新来自不同机构的数据或其他来源的数据。纽约市成立了市长办公室数据分析团队(简称MODA)，组建由纽约运营副市长牵头的纽约市数据分析指导委员会，制定全市数据分析的总体战略。纽约已经开放了12000多组数据，涉及健康、商业、公共安全、城市治理、教育、环境、住房与发展、创新等诸多领域，并基于此开发了大量社会化应用。例如，开发了提示公众避免进入犯罪高发区域和提高警惕的APP应用，从而降低犯罪发生的概率。交通领域的APP应用为公众出行提供实时建议，并为地铁系统在客流高低峰时段、热点站和普通站之间的调配提出更优的方案。在灾害预防领域，“311城市热线”每年收到25000多条关于违规建筑的投诉，而纽约大约有100万幢建筑，政府从事建筑巡查的工作人员仅200名左右，基于传统的巡视预测准确率仅为25%。通过大数据运用，火灾预测的准确率从25%提高到70%，巡查人员的工作效率是此前的五倍。

（三）上海——提升标准、依靠科技、社会共治、动态管理

以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坚持以机制手段创新为契机，牢牢把握互联网条件下的大数据应用，加快构建符合上海国际性大都市特点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全力以赴为城市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保驾护航。24米以上高层建筑有3.1万栋。2017年，上海着力推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两个标准”，试点建设楼宇智能安防系统，通过烟感、温感等感知设施即时感知火情，并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楼长”“楼层长”，确保灭早灭小。全市火灾起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分别下降6.4%和8.1%。上海公安打造基于综合感知的智能治安巡逻防控体系，应用区域热力感应、异常行为分析等手段实时感知街面治安信息，建立预警数据模型，为优化警力部署提供科学依据。

（四）北京——构建城市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印发《北京城市安全隐患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提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安全红线意识，坚持把隐患当事故处理，着力构建城市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全面排查治理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创造良好安全环境。从2018年起北京市将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依法集中整治一批重大隐患，取缔一批非法场所，拆除一批违章建筑，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绘制重大安全风险和重大安全隐患电子地图。实行“全行业覆盖、重点行业突破”，覆盖重点消防、交通、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危险化学品、矿山、地下空间等10大领域。

四、武汉市打造智慧安全城市的路径

武汉市为完善打造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为目标的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以满足超大城市安全防御和国家中心城市功能需求为导向，结合国家中心城市和“三化”大武汉建设，以公安智能指挥系统为范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系统集成的城市智慧大脑，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智能化水平；打造万物互联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政府领导有力、部门监管有效、企业责任落实、社会参与有序、应急处置敏捷的立体化治理格局，推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为城市公共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从时间节点上看，到2020年，城市安全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建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智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到2035年，城市安全发展体系更加完善，安全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智慧安全城市。

（一）提升防控能力，着力推进全域化、立体化、信息化、智慧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完善全域化、立体化、信息化、智慧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新形势下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智慧平安武汉的基础工程。

1.提升全领域治安稳定风险评估研判能力。完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政策制定和重大敏感问题应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落实整改，堵塞防范漏洞。坚持信息互通，对涉及广大群众利益、容易引发影响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和可能给社会造成不利影响的不确定因素，开展系统地先期分析预测，确定风险等级，提出风险防控对策。

2.推进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要素掌控能力。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完善信息预警、实战指挥、整体联动、绩效管理四项运行机制，建立街面巡逻防控网、城乡社区村庄防控网、单位行业场所防控网、技术视频防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虚拟社区防控网等“六张网”，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突出“人、地、物、事、组织（行业）、网络”等治安要素，紧盯“一场四站”（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地铁站、重点公交车站），以推行“三个全覆盖”为着力点，健全完善“一场四站”联勤联动机制，提高社会治安防控整体水平。

3.提高风险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围绕“实战、智能、规范、高效”，深入推进“情指勤”一体化改革，深化“情报信息大收集、问题隐患大排查、矛盾纠纷大化解”，做到未动先知、未动先防、未动先处。推动警务机制改革，创新协调联动机制，密切配合、有效互动，第一时间核查涉恐线索，全面稳控在汉涉恐重点人，严防发生暴恐现实危害。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始终保持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的严打态势，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事件及时预警、通报和快速核查、处置，确保“发现得了、防控得住、处置得好、引导得当”，杜绝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事件发生。

（二）建设城市大脑，着力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智能化水平

结合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迎接移动互联、物联网监控等技术变革潮流，在基础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全时空全场景防灾减灾公共平台，实现诸多信息孤岛的无缝对接，线上线下互动，实时共享，应急响应。

1.构建武汉大数据安全服务体系。以安全底线为核心，通过行政力量打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屏障、数据壁垒，促使信息互联互通，加强城市监督管理；出台城市公共安全物联网建设相关政策，明确建设目标、明晰项目资金出口，为公共安全感知、响应网络基础建设提供政策保障。以树立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为理念，成立城市管理大数据分析部门——“数据分析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由国内大数据行业专家组成，负责汇聚整合武汉市公共部门数据、城市运行数据等资源，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识别、治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隐患，强化灾害风险防范措施，预测预防安全事故发生。

2.完善大数据公共安全相关部门合作机制。加强公安、消防、安监、交通、水务、信访、住建、气象、食药监、环保、应急办、电力、自来水、燃气等城市公共安全相关部门信息化技术业务标准规范化建设，规范部门之间相关业务流程和标准，加快建成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分级应用、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实现网络互连互通、信息共享共用。综合运用法规规范、政策引导、行政协调、技术支持等多种手段，加快建设武汉公安云，推动公共安全工作和大数据技术高度融合，确保全市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深入运用，提高公共安全工作智能化水平。

3.提高智能化公共安全治理能力。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运用到公共安全工作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推广运用重大活动风险评估和预警、视频监控联网应用、智能视频识别、“热力图”、“电子巡逻”、语音声纹识别等高科技系统和装备，提高公共安全风险的监测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善于运用智能化手段，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挖掘，实时关联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轨迹，从中找到犯罪规律或趋势，推动由事后追溯向事前预测预警预防转变。

4.加快推进网格化建设。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职能、主体、机制“三个重构”，夯实平安武汉工作基础。发挥网格基础平台作用，通过网格管理员主动掌握社情民意，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快速响应群众诉求。规范市区两级网格化指挥和市、区、街、社区、网格五级联动的网格化问题发现处置工作机制，通过统一云服务平台对数据融合、分析、挖掘，实现线上大数据挖掘与线下打防管控相结合，打造覆盖武汉全市域的“平安建设一张网”。

（三）坚持法治引领，提升公共安全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运用法治手段打造智慧城市，形成全社会知法守法护法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公共安全领域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严格公正执法司法。坚持原则、依规办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抓牢抓实审批、监管等各个环节，防止和纠正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深化司法责任制等“四项改革”，优化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公正司法。加强对执法司法权监督制约，从严查处执法人员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执法公正，树立法治权威，使法律成为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准绳。

2.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立全媒体法治文化公益宣传机制，重点依托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手段，深化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公民法治意识、安全意识教育，在全市营造公共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把培育法治生活方式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促进广大市民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的习惯，推动把利益诉求纳入法治化轨道，努力使循法而行成为全体公民自觉行动。

3.积极推进法治创建。深入开展多层次法治创建，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基层组织的依法治理工作。打造一批成果显著、市民认可的“法治惠民”特色品牌，解决市民最关心、最现实的法治问题，助力社会矛盾纠纷依法化解。推动“关键少数”遵法守法学法用法，动员各级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法治城市建设，增强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法治手段保障公共安全治理的效力和执行力。

（四）完善工作体系，为武汉公共安全工作提供保障

维护公共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紧紧依靠党委和政府，统筹好各方资源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1.加强组织领导。党委、政府把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完善超大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领导体制，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不断增强公共安全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2.夯实保障基础。把公共安全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等规划，重点规划好公共安全基础性制度、设施、平台等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工作机制、人员和专项资金，完善人防、物防投入增长机制，推进投入项目化，加大对公共安全体系建设重点项目立项及经费支持力度。坚持硬件软件一起抓，更加注重创新、科技、法治、基础、能力等新形式的投入。加大基层投入，确保基层公共安全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力量、经费有保障。

3.强化责任落实。完善权责明晰、奖惩分明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体系，健全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的领导体制，健全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部门、单位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督办检查机制，善于运用领导约谈、通报督办、挂牌整治、一票否决等办法推进问题整改，形成正确激励导向，完善深化平安建设的长效机制。

 
建议人：
武汉理工大学    薛焱